为了有效地发挥运河的功能，使之真正有利于国家和人民，隋朝以后各代统治者都积极设法解决险滩塞航、水位落差、河道淤塞以及水灾淹民等问题。

　　隋朝灭亡后，唐太祖李渊将都城设在长安。当时中央机构简单，高级文武官员仅600多人，加上唐初实行府兵制，士兵种田，战时打仗，粮食基本可以自给自足，国家负担并不。尽管运输困难，但靠运河缓慢地从江南输运一二十万石即足以维持开支。随着唐中央政权的巩固，机构逐步扩大，人数迅速膨胀。到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，在长安的高级官唐初翻了一番。而府兵制在这时已被废弃，改为募兵制，兵大幅度增加，政府需要比以往大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粮食应付如此庞大的开支。关中地区虽号称沃野，但土地狭窄，物产远远满足不了京师所需。若遇水旱之灾，只能依赖江带的粮食维持生计了。唐代大诗人韩愈曾说：“当今赋出于天下，江南居十九。”而江南地区的货船又受阻于三门底柱一带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，唐朝中央政府把洛阳改为临时性的国都，称其为“东都”。每当陕西遭灾或青黄不接之时，皇帝便率大小官吏一同迁到洛阳办公，因为这里距江南较近，通过通济渠入邗沟即可直抵江南。而且这里在三门底柱以东，回避了运河险要河段，可以直接得到从江南通过大运河输运过来的粮食物资。唐高宗李治从此开始了逐粮而居的历史。据史书记载，高宗曾7次移居洛阳。唐高宗死后女皇武则天执政，她索性长期留住洛阳，再也不愿来回折腾了。

　　唐玄宗夺取政权后，又把国都迂回长安，江南粮米运输问题又重新困扰着唐中央政权。对此，大臣裴耀卿首先提出了分段运输的办法，他建议在汴河进入黄河人河口处建造一个大仓库，把江南的粮米布帛运到这里即卸入库中，待黄河适于航行时再将货物装船运送到长安。这个办法使江南的运输船只避免了因水位高低而等候航行的麻烦，节省了航行时间，同时也回避了经三门底柱险滩所遇到的风险，极大地提高了运输效率。以往通过运河每年运往长安的粮食仅在20万石左右，实行新的运输法后，每年可运到300万石粮食，增加10余倍，运输费用也大幅度降低。从此，十年九旱的陕西地区彻底解决了闹粮荒的历史。这对于稳定民心、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，同时也使当地的农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。不久，这一带粮食基本自给，政府遂下令停止江南向长安输运粮食，而改为运输布匹等物资作为各地贡赋。裴耀卿所做出的成绩受到唐玄宗的赞赏，他也因此而被擢升为唐朝宰相。

　　 分段转运的办法虽然提高了运输效率，但装船卸船仍显麻烦。不久，陕西刺史李济物又提出由水陆直达长安的运输方案。三门底柱一带多是高山，他建议在山上凿出一条小路，当黄河水涨时，用纤绳拉船而行。这样使货船不致被急流冲没，从而省去了反复装卸货物的麻烦。此后，韦坚又做了陕西刺史，他利用隋朝开凿的业已淤塞的广通渠旧河道，在渭水南开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河道，使运输船只从黄河开进渭水东段后折入这条运河，然后直达长安，从而解决了这段运输的种种麻烦，使长安与运河彻底连通起来。从此，交通闭塞的长安真正成为唐王朝政治经济的中心。江南各地的布帛、绸缎、铜镜、瓷器、笔墨文具，甚至广东的珍珠、象牙、翡翠、沉香都出现在长安的街头店铺。可以说，是大运河造就了盛唐，是大运河促进了唐朝经济的发展，大唐帝国也因此而成为世界瞩目的强国，从而也使唐朝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