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运河里有许多有趣的东西，譬如说，河要爬坡。
　　大运河里有许多科技含量很高的东西，譬如说，有和四川都江堰齐名的戴村坝——南旺闸。
　　大运河是人工挖凿的，不是总依地势自然往低处流动。运河走到山东境内，地势高了起来，大概比长江高40米左右。山东境内南旺一带的水在分水岭处一分为二。北边的地势南高北低，水往北流，流向天津；南边的地势北高南低，水往南流，流向长江。这对行船来说，是很伤脑筋的，船要爬坡啊，要翻山啊。由南边来的漕船，先要逆水爬坡，到了济宁之后顺水下坡，一上一下麻烦之至。要修建一系列的船闸，把船开进船闸，放下后面的闸门，加水让船浮起来，再打开前面的闸门，开进下一个船闸，依次渐进升高。下来的时候，则反过来，也得一个船闸一个船闸的降。那么多船只等着过船闸，必须有严格的制度和管理，不准加塞，不准捣乱，必须设有足够权威的行政机构和官员，还必须配有足够的兵力负责维持秩序和充当劳力。
　　在古代，黄河经常发大水，经常决口，经常改道，经常冲断运河，更经常淤塞运河。因此人们被迫无时无刻不在调整运河的河道，不断地挖，无休止地改，而且改动极大。黄河改道幅度很大。明代时黄河南下徐州，在淮安和淮河并流，在江苏北部入海，1855年突然北移，经济南，在山东北部入海。这样大幅度的迁移，直线距离纵越三百多公里，无疑对运河的流向和挖凿造成极大的困难。以运河过黄河而言，由淮安一带的南高北低的地势变成在山东南旺一带南低北高的地势，后果不仅是灾难性的，甚至是导致漕运乃至运河北段衰败的重要原因。
　　难怪，查看乾隆五十年的《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》和光绪年间的《清代京杭运河全图》，会发现运河河道极其复杂，和想象中的单一河道相距甚远，在洪泽湖、白马湖、高邮湖一带，河道多得像蜘蛛网一样，有黄河故道，有淮河水道，有运河，有湖水，还有坝、堤和闸，相互交错，壮观。壮观固然壮观，想当初，在东西向河道之间楞开一条南北向的人工河道，该有多难，宛如跨栏和三级跳一样，可是它是河呀。
　　所以，运河是智慧之作。
　　运河是二千多年来好多亿人的劳动结晶。
　　运河上有许多发明，有许多科技成果。
　　找水源就是一个大问题。
　　调节水又是一个大问题，水多了怎么办，水少了怎么办，都得考虑。
　　所以，不光要有治水专家、重臣，连皇帝都得频频出招，下御旨，甚至亲巡。康熙和乾隆六下江南，治水是其主要任务之一，甚至是首要任务，包括治黄、治淮、修运河。运河沿岸至今留存许多碑，都是记载皇帝的指示的，通称康熙碑、乾隆碑等等，内容全部和治水有关。这些御旨内容详尽具体，绝非空话，其中多处涉及工程细节。这两位皇帝不简单，称得上是治水的行家。这又是运河“好看”的一个细节，一个亮点，用现在时髦的话讲是一道风景线。
　　最精彩的是山东南旺的运河段。
　　运河中段的水源，既不是长江，也不是黄河，而是山东境内的汶河和泗水。汶河发源于泰山山脉的九个县的二百五十多眼泉水。在地势最高点戴村筑坝，截汶水，南流出南旺分水口入运河。明朝时工部尚书宋礼采用农民白英的建议，在河口筑分水工程——分水拨。所谓分水拨，就是在河底用石头筑一个活动的鱼脊背式的拨，用改变石拨的摆放位置、形状和角度的方式对南北水量进行分流，七分南下至淮扬，三分北上至天津，即所谓“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”。也可以四六开、五五开，甚至根据需要来一个倒三七开。毛泽东主席1965年来山东时，曾称白英为“农民水利专家”，称这个十四、十五世纪的伟大工程“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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